Te-Chen Lu建築在倫敦

帝國的黃昏

餘燼久久未能散去,聖保羅座堂(St Paul’s Cathedral)只剩穹頂聳立於灰飛煙滅之中。那是一張拍攝於1940年的著名影像,在二戰期間曾激起英國人民的團結;是德軍連續57個晝夜的倫敦大轟炸(The Blitz)的其中一晚。今日我們尚能藉網站 “Bomb Sight” 還原每顆彈藥的投遞位置。據信,六成的房屋遭到波及、夷平。讓人想起1666年的倫敦大火(Great Fire of London),但歷史語境已然不同:殖民地接連獨立,日不落國的世界霸主地位也從此被美國取而代之。荒蕪的焦土上籠罩著巨大的失落。

然而,彈坑與毀壞的屋舍,連同此前因城市化導致的貧民窟及拆遷問題,在後戰的倫敦都心形成大量空地,反倒為英國「真正的」現代建築帶來契機。由工黨主政的倫敦郡委員會(London County Council)開啟了大規模的重建計畫,涵蓋都市更新、社會住宅及文化設施等公共建築設計。任職郡委會或與其關聯的年輕市政建築師扮演了關鍵角色。

網站 “Bomb Sight” 將倫敦大轟炸期間,高爆炸彈與燃燒彈的落點和數量在地圖上還原出來(From The Bomb Sight project, source)。

遲來的現代性

長久以來,近代英國的建築發展致力維繫一種菁英的帝國美學。19世紀末葉的藝術與工藝運動(Arts and Crafts movement)有著社會情懷,但鄉愁式的消極態度終究沒法迎合新時代的量化和經濟效益。如果回瞰現代建築國際會議(CIAM)的創始成員,會發現名單上多為法國和瑞士建築師。沒有英國人。

帝國的瓦解意味著桎梏的瓦解。以史密森夫婦(Alison & Peter Smithson)為首的英國年輕建築師不滿於源自瑞典福利國家的官方建築走向:簡化的新喬治亞古典語彙,藝術史學者佩夫斯納(Nikolaus Pevsnert)所倡議的「如畫的自由形式」;相對的,他們主張一種直面現實,關注日常生活中那些「微不足道的小事」的 “As Found” 美學。將建築回歸人的需求,而非表現裝飾的載體;進而重建後戰的都市認同,使人們能感受到自己歸屬於某處。那群年輕建築師後來與現代建築國際會議分家,成立了十次小組(Team X),肩負起現代建築的改革任務,並隨教育將理念推展至全球。

藝術與工藝運動曾企圖將手工藝融入設計生產,與當代社會並存。紅屋(Red House)是為建築實踐的代表(筆者攝於William Morris Gallery)。

十次小組於荷蘭奧特洛(Otterlo)舉行會議。由左至右包含Peter Smithson、Jacob Bakema、Alison Smithson、Georges Candilis、Shadrach Woods、Aldo van Eyck、Giancarlo de Carlo,以及丹下健三等各國建築師(From Netherlands Architecture Institute, Netherlands: Congres Team 10 in Otterlo, 1959, source)。

倫理,還是美學?

讓我們回到英國的脈絡。「新粗獷主義」(the new brutalism)一詞最初由史密森夫婦於1950年代中期提出,他們的同夥還有攝影家韓德森(Nigel Henderson)、雕塑家包洛奇(Eduardo Paolozzi)、畫家漢密爾頓(Richard Hamilton)和建築評論家班罕(Reyner Banham)等人。其中,班罕扮演了關鍵角色。他所發表的文章及書籍,如 ‘The New Brutalism’(1955)和New Brutalism: Ethic or Aesthetic?(1966)在作為一種歷史性批判的同時,也作為一種實踐性的宣言。

受存在主義與結構主義的思潮影響,揉合原生藝術(art brut)反美學的觀念,他們試圖從社會人類學的視野探求都市改革的可能性。「『新粗獷主義』希望面對大量生產的社會,並在強大與混雜之中,找尋一種『粗糙』的詩意美學。」這樣的出發點體現在1953年的展覽 “Parallel of Life and Art”。現場展示一幅幅無以名狀的,搜羅自考古人類學與生物學領域的現成物攝影集成,並以帶有粗顆粒的黑白底片表現。原來,在戰爭過後的荒蕪景色裡,一線生機仍存,且蠢蠢欲動。

攝影術在此不僅作為介入現實的新工具,得以細膩地觀察、記錄生活與變遷,更藉由網格並置比較,應用於城市分析。韓德森花費數年拍攝住所附近的鄰里—東倫敦工人階層的街區生活:孩童的嬉戲、成年人的購物行為、汽車的流動……而史密森夫婦再將之結合田野調查資料,導入設計策略與都市意象(image)。創造易於記憶的、集體有感的空間品質。不經意的日常、關聯性與中介,取代了以柯布(Le Corbusier)為首的前輩現代主義旗手的機械功能主義和永恆紀念性。固然,他們對社會真實性與本質的探索高於對形式的追求,但建築終需被賦形,反美學也將成為一種美學。這樣的矛盾,也出現在他們支持勞工團體,卻又迎合大眾消費文化的社會現實面上。

鋼混巨構之城

行文至此,新粗獷主義似乎與「英國」畫上等號,但實際上史密森夫婦與倫敦的市政建築師們不是唯一。談及這類建築的構材形式,我們的腦際可能會浮現脫模後不假修飾的清水混凝土或磚造,以及融合地域風土的造型表現—直接指涉柯布的晚年作品:賈奧爾住宅(Maisons Jaoul)與馬賽集合宅(Unité d’habitation),甚至是在印度昌迪加爾(Chandigarh)的首府規劃。就連班罕也承認這條幾乎在同一歷史時期開展的脈絡。另方面,讓人感到意外的,他還提及密斯(Ludwig Mies van der Rohe)的影響。其實從史密森夫婦早年結合外露的鋼構、玻璃的代表作亨斯坦頓中學(Hunstanton Secondary Modern School),便能略窺一二。由此可知,新粗獷主義並不僅屬於英國,清水混凝土也不完全是其代名詞,而是基於社會及材料的真實性所作的構築。

馬賽集合宅常被引作粗獷建築的代表(筆者攝影)。

因應都會人口聚居而產生的低樓層高密度「巨構」,是粗獷建築的另一特徵。我們同樣得以在後戰的日本代謝派建築運動,或者情境主義國際(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)的作品中,找到不少共通點。值得留意的是,大多近似的提案只停留在紙上;由於城市乃經年累月發展而成,空地有限,巨構當然未能付諸實踐。我以為,由於空襲、貧民窟整治,在精華區騰出大面積空地的特殊背景,是倫敦之所以能讓為數眾多、且規模可觀的粗獷建築在1950至70年代的都會空間大行其道的主因。

從羅賓伍德花園(Robin Hood Gardens)神經元般延伸、串連的住宅廊道系統,亞歷山大路屋邨(Alexandra Road Estate)或布倫威克中心逐層退縮出露台的谷地空間,到南岸中心、皇家國家劇院(Royal National Theatre)與巴比肯中心等複合機能的藝文展演場所—原色粗糙的質地、外露的結構、雕塑表現性的量體、豐富的立體化動線分層,以及無時不充滿人味和生機的城市客廳—這是我們在倫敦所熟悉的粗獷建築。

亞歷山大路屋邨逐層退縮,對內街開放為露台;對外側行經的鐵道呈現封閉,以阻絕噪音(筆者攝影)。

由建築研究者、當地住戶帶領民眾進行後戰時期的建築走讀,在近年的英國興起。比方 Open House London(筆者攝影)。

誰的粗獷?

先鋒會老去,需求和風尚會改變,現代建築也在今日逐漸成為遺產。2001年,巴比肯屋邨(Barbican Estate,含巴比肯中心)被列為二級登錄建築(Grade II Listed Building),因為政府認定具有集體的價值;事隔兩年,卻榮登全倫敦最醜的建築物,來自市民集體的票選。這該如何解釋?正當愈來愈多設計人、文青和攝影者受粗獷建築的造型吸引而造訪的同時,我忘不了前年在一場國際研討會後,跟隨建築導覽者參觀黃金巷屋邨(Golden Lane Estate,亦為登錄建築),遭住戶推開窗戶向我們怒吼時的那種詫異。

英國衛報對世界盡頭屋邨貧富差距的專題報導(From Robert Booth, ‘World’s End estate exemplifies fault lines of dramatic inequality,’ The Guardian, November 13, 2017, source)。

一篇訪問自落成便入住巴比肯的原居民的報導指出,選擇該地完全出於區位的方便性,並非設計;他們要的只是個家。然而巴比肯已成為房產市場中炙手可熱的藝術品。相比,定位在社會住宅的世界盡頭屋邨(The World’s End Estate)就沒那麼幸運,其與對街的切爾西(Chelsea)富人區形同處在平行時空。複雜的居民組成凸顯出粗獷建築令人生畏的尺度和冰冷用料;多樣的角落空間成了幫派談判、販毒的溫床。就在同一時間,粗獷建築開始成為社群媒體的寵兒—它們是如此 “Instagram-friendly” :幾何對稱、強烈且巨大,同蘇聯時期的產物般,充滿外星異世界的迷幻色彩。透過身體感知的臨場意象不再重要,你只需要以指尖在平滑的螢幕上輕輕一觸,轉發或收藏。一點也不粗獷。

Instagram處處可見粗獷建築的身影,當中又以蘇聯時期所遺留的構造物為甚(From @socialistmodernism)。

粗獷建築死了麼?英國建築師亨利(Simon Henley)在新書Redefining Brutalism (2017)裡極力否認。他舉出西薩(Álvaro Siza)的新作,以及倫敦政經學院那棟獲頒史德林建築獎(RIBA Stirling Prize)的學生中心來佐證,試圖延續粗獷建築的脈絡。在我看來,那都是已然細緻了的粗獷,有刻意造作之嫌,而精神無存。倫敦不再像後戰時期擁有廣大腹地;新興開發中國家或有這樣的條件,然在商品化土壤裡長出的,不是曾經直面社會、兼顧經濟與表現性的 “bold”, 而是一種無節制的空間暴力。事實上,班罕在1966年即宣告粗獷建築已死,可謂過早但真確的預示。

就在上個月,美國總統川普(Donald Trump)突然宣布要簽署一項行政令—「讓聯邦建築再次美觀」(“Making Federal Buildings Beautiful Again”),規範官方建築應採古典風格,減少現代主義元素。此舉當然引來美國建築師學會(AIA)的公憤,卻有望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。這某方面正是衝著後戰美國出現的,象徵民主的粗獷主義建築而來。我想及對岸領導人習近平所說的「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築」,甚至是希特勒(Adolf Hitler)與墨索里尼(Benito Mussolini)時代的作法。近年國族主義結合民粹,連同保護主義在全球高漲。除了資本的商品化,人們正豎立更多政治的高牆。至於解方,也許就在伊麗莎白女王大廳(Queen Elizabeth Hall)下方,由蕈狀混凝土柱撐起的、充滿塗鴉的滑板場。不信?你可以親自去瞧瞧。


編輯:Yun Jung YehWen ChenDaphne Yeh

Posted by:Te-Chen Lu

盧德真,英國倫敦大學學院 (The Bartlett, UCL) 建築史論碩士。一個相信烏托邦的人文主義者,自期為十八世紀的博物學家或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人。接觸面向從沖繩小灰蝶與蟻科的共生關係到矯正學校的春風少年兄;自建築人類學至舞蹈劇場。不菸不酒,嗜茶與咖啡,也嚼食文字、影像。2018年曾於誠品R79中山地下書街舉辦攝影展《逆風×顯影×進行式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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